非洲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尝试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分析非洲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理解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特点。民族国家的形式本是欧洲的产物，随着殖民扩张带到了非洲。五十年代末西方势力开始撤离，却为非洲留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个主权形式。现在的非洲各个国家基本是继承年德国柏林会议用直线圈出来的版图，因此它是殖民的产物。也因此，非洲民族国家形式的天然缺陷既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也形成其特点和局限性。
▲列强瓜分非洲示意图
在柏林会议上，14个欧洲列强按照自己利益切分了非洲，史称「瓜分非洲」的会议。其中英国和法国各获得非洲三分之一土地的占有权，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比利时，它将拥有丰富资源的刚果收入囊中。欧洲切分非洲的方式不完全是按照国家利益切分的。反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当时在非洲的私人企业、商人、军人和传教士的地盘利益。至于非洲人怎么想，一点没在他们脑子里。其结果是，拥有共同语言和信仰的族群被拆散，村落甚至家庭被一分为二，从此可谓天南地北，生生被一条人为的国界线分隔。如果分界两端恰巧被不同的国家殖民，若干年后，这个分裂的族群将因分别说不同的欧洲语言而无法交流（Brockway:10）。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昔日的瓜分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非洲民族国家的制造商，四十多个国家短短几年从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独立，像从流水在线生产出来的一样。这些国家基本没有通过激烈的战争获得独立，而是英、法改变了策略，决定和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一旦将来抵抗运动兴起，反殖民战争爆发，便可让社会主义国家趁虚而入，使非洲面临大面积赤化的危险（vanDerVeen:28）。英、法在这方面是比葡萄牙有远见的。果然，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对前宗主国保留了相当的好感，尤其是西化的知识分子们，血管里流淌的已经是欧洲文化的血液了。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就经常表示以能把握法国文化为荣。由于不是通过革命建国，无论是民间动员的力量、党的革命彻底性、干部的培养、人才的储备等都不足以让新的国家可以完全脱离欧洲而发展。相反，当西方把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经济体系交给新独立的政府时，政府除了利用现有的殖民系统，几乎很难立刻有新的作为。连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敢拒绝送给你的民族国家形式，从而大胆妄为地另辟蹊径，重新以传统的文化共同体来设计更为合理的非洲国家形式。
于是，新的非洲国家不得不有如下特点：第一，革命党与群众的脱离。只有通过战争，一个政党才能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这个政党才会掌握发动群众的方法，党的发展才能真正扎根基层。但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党的能力展现在和西方殖民者谈判方面，他们往往充当的是调停殖民者和人民利益的角色，而这种能力正是殖民教育的目的。西方长期在非洲的殖民教育就是培养一个少数倾西方的知识精英群体，替西方管理非洲。管理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种前殖民角色的延续，因此这种政党很难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肯尼亚（Kenya）的肯尼亚塔（JomoKenyatta）政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肯尼亚塔执政后，对茅茅运动（MauMauUprising）采取高压政策，否定茅茅运动的正当性。而茅茅是最底层民众组织的反英的农民革命。茅茅的政治要求是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的利益相悖的。这种党一旦执政，就迅速出现使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并形成新的贵族阶层。
茅茅运动的战士们
茅茅运动（MauMauUprising，又称茂茂叛乱与肯尼亚危机），是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运动。茅茅是该运动组织的名称。
第二，没有革命的洗礼，没有经过共同的战斗，各种分散的族群和宗族就没有达到应有的团结。殖民者本来就刻意制造族群之间的摩擦，这样便利于转嫁殖民地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和平建国因此没有完成必要的团结任务，这样，国家就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尼日利亚六十年代末因发现了石油而引起约鲁巴族（Yoruba）和伊博族（Igbo）的残酷内战就是一个例子。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只有少数属于单一民族国家：索马里（Somalia）、博茨瓦纳（Botswana）、布隆迪（Burundi）、莱索托（Lesotho）和斯威士兰（Swaziland）等。索马里内战主要是宗族矛盾造成。而更多的国家冲突则发生在不同族群之间。西方留下的「烂摊子」确实给独立后的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三，独立后的非洲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依赖，当然依赖的程度视不同国家而有差异。法国在非洲独立后对非洲的控制要高于英国。法国殖民地只有几内亚（RépubliquedeGuinée）要求完全的独立，并和法国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法国立刻将所有的专家从几内亚撤走，这样法国留下的行政和经济部门便基本陷于瘫痪，因为几内亚没有现成的人才接管这些机构。法国还把所有资金从几内亚撤走，使几内亚经济处于极度困难之境地。杀鸡骇猴，其他法属殖民地没有一个愿意采取几内亚的做法，而是和法国修好。和法国关系保持最好的是科特迪瓦，独立后科特迪瓦在经济领域依然聘用法国人做高官。它的总统菲力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Houphou?t-Boigny）就因为忠于法国，所以大位无忧，无需担心政变，一直执政到年。塞内加尔致力于帮助法国建立「法联邦」，其历届总统夫人，除了现任的，都是白人。英国则对殖民地更加苛刻，它主要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让殖民政府在本地建立酋长制度，让酋长做地方行政长官。更有甚者，在东非、南部非洲和中非的英属地，最初的地方管理机构不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而是在这些地区的英国公司设立的，英国商人等于先于英国政府在非洲建立了一套管理和税收机制。吉登斯（Giddens）确实是对的，他在勾勒现代性生成所依赖的四个机制时，特意将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分开来，它们各司其职，不能一概而论，而资本主义才是推动西方扩张的根本动力。西方进入非洲采取了三步骤：宗教、贸易和管理。而当西方撤出去时，这三样东西基本都留了下来。
西方留给非洲的经济体系一直是剥削非洲的重要工具，它是为了欧洲市场的需要而建的，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无关。欧洲需要非洲两样东西：矿产和经济作物。为了开掘矿产和运输矿产的方便，有矿的地区便有道路，有了工人，有了移民，有了集市，最后发展出了城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农业则是像咖啡、糖、棕榈油、茶叶、蜡、橡胶、可可等农产品才可为农场主盈利。于是，在合适的地区，殖民者往往不考虑本地需要什么农作物，而大肆种植经济作物，造成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极大破坏。比如西非冈比亚（TheGambia）共和国，殖民之前种植多种农作物，殖民开始后，被迫种植单一具有经济效益的花生，使得该地区人民健康状况极度恶化（deCastro:）。非洲独立国家面临迅速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的任务，但如果要获取外币，就必须生产经济作物出口，这样造成发展本国经济体系的困难。同时，英国留下的政府管理体系如税收，很快就被新政府利用，成为一些政客敛取民财的通道（vanDerVeen:57）。造成非洲政府腐败的原因不能都归结为国际援助，而有更复杂的原因（Moyo）。其中殖民的政治、经济体系是方便政府贪污的一个工具。
总之，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从一开始实际是继续沿着西方传授的发展道路发展，这迅速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因而，一些国家开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独立后的非洲继续受西方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信奉西方盛极一时的「发展理论」，努力发展工业、打造消费社会。这种做法是西方极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做，非洲需要西方的市场，西方可以继续享受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同时，发展旅游业和消费社会也有利于欧洲奢侈品的出口以及方便欧洲人来非洲旅游。这样做，非洲的政治精英也乐意，他们等于很轻松地变成了西方的代理商，个人利益得到极大满足。唯一无法从中获利的是农民和工人，非洲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少数阶级财富迅速集聚的现象便同时发生。
因此，战后几乎所有的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并防止剥削的出现。这是非洲国家普遍的政治理想。但这种政治理想显然在非洲的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完成的。这是因为：第一，事实证明，只要发展就会出现贫富差别，这个矛盾无法避免。第二，只要发展就需要资金，非洲这么穷的地方，资金要么从社会主义阵营出，要么从西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出，要么向国际组织借贷。非洲的情况是，非洲所需要的钱只能从方方面面来才够用，这使得非洲无法彻底消除私有制，反而形成高度混合的社会：从原始农耕渔牧业到现代工业的各种生产方式应有尽有；各种性质的企业从国企、私营到民企并存。即使最激进的坦桑尼亚也没有完全取缔私人企业。非洲社会主义。非洲独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流行所谓「发展理论」，即将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看为普世方式，让发展中国家学习。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指出非洲「有增长却无发展的怪圈」，于是，「依附理论」代替了之前的「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瓦特．罗德尼（WalterRodney）、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等人。「发展理论」主要代表为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他的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Anon-
